索罗斯演讲：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cognitive function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

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统一方法学说”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这种精神下，我将在明天对金融市场做出阐释。

附：反身性理论的应用

为什么是反身性理论

我们对索罗斯的研究兴趣并非量子基金去年大赚55亿美元，而是因为他打通了宏观到投资的隔阂，是1970年代兴起的对冲基金的先驱，也引过了广泛的货币冲击，更重要的是，对于经济学的批评来自方方面面，索罗斯的批判是最为有力的之一，理解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反身性理论对经济学的“理性”和“均衡”观念提出挑战，指出了脱离通常古典“均衡”意义下的非均衡状态的存在。

由于有思维参与的历史过程的非客观性，使经济学的科学性难以成立。因此，经济学除了框架，理论极少可以拿来直接套用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多年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而应对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可能带来更多的失衡，非均衡的认识不光有助于认识经济中的失衡，金融市场上的异象，还有助于经济政策的协调，金融和管制也存在一个反身性的周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地关注和寻找失衡。

一、认知不完美导致的“不确定性”

（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影响深远。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实，但可以通过检验被证伪。这一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是它可借助独特的观察，检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一个失败的验证即足以证伪，但是不论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实。人们只能在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接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判断都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都是证伪的对象。证伪主义哲学是基于人类认知活动所特有的、本质的不完备性，并且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也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证伪，但索罗斯并不认同这一点。他强调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件包含思维参与者，而自然现象则没有，这是二者根本的区别。

参与者不能够把思考局限于事实，他们必须考虑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的思维，这样就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参与者的思维不等于事实，却在塑造事实方面担任一种角色，从而使事实成为一个移动靶。参与者的认识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几乎总是有差距，在参与者的意愿和实际结果方面也总是有差别，这种差别是了解历史过程的关键，更是了解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

（二）普尔的科学分析模式

波普尔提出了精密而高明的分析科学模式，这个模式由三种陈述构成：特定的初始条件、特定的终结条件以及应用性质广泛的通则。这三种陈述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结合，通则和初始条件结合产生预测（通则＋初始条件→预测），通则和终结条件结合产生解释（通则＋终结条件→解释），特定初始条件和特定终结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试验方法（初始条件＋终结条件→通则的试验方法），要使试验可行，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

在预测和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它们在逻辑上是可逆的。而检验则不同，因为无论多少数量的检验也不能证明一个普遍有效的概括。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绝不可能被证实。证实与证伪间的不对称，和预言与解释之间的对称是波普尔模式的两个决定性的特征。

（三）济学理论的假说体系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是兴起于1970年代的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指出，由于人们在将来的事态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将来的影响，并且根据他们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取得最大的利益。相比其它预期假设，理性预期不仅是强调内生性，更主要的是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即存在唯一的对应。

参与者知识的不完备，一方面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参与者是他正试图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影响了与之相关的情境。既然知识不完备是固有的，公正不偏就是不可实现的，参与者存在固有的偏向。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将参与者偏向视为给定，并且忽略它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仍可以产生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事件与人们预期取得一致大多是特例。哈耶克也曾强调人们知识和信息的“有限理性”。正是由于参与者的认知的缺陷与生俱来，实际上不是目前的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而是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有缺陷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联系，这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对应，这种双向联系被称为“反身性”。只有当现实没有主观的一面时，才没有了反身性。

二、经济现象中存在广泛的反身性

（一）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的反身性

反身性是描述包括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参与其间的事件结构，也用它描述双向反馈机能破坏事件过程和参与者的认知，以致造成不均衡的特殊状况。反身性承认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双向互动。

在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况中，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一方面，实际情况反映人的思想－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做出影响实际情况的决定，这些决定并非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而是根据人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做出－这一点可以称作参与功能。认知基本上是被动的角色，参与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事实上两个角色彼此干扰，使参与者不可能根据纯粹或完全的知识做出任何决定。

两个功能从相反的方向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彼此会互相干扰，两者间的互动以双向反射反馈机能的形态表现出来。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作为参与者决策的基础，同时，操纵功能不能决定结果是什么。即结果有可能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参与者的思想成为所要认识的事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事态的发展并不具有对思想的独立性。这样，就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思维的各种形式的行为举止，使反身性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人际关系的反身性极为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恋爱。别人对你的感情，深受你自己的感情和行动的影响，一个人的感情不能传达到另一个人身上，其中有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这是知识性的问题，就不会有这种因素，但是这是互动性的问题。不适宜把爱当作事实处理相当，因为事实是和参与者的信念无关的东西。

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注定天生就不完全，我们对于做成决定所需要了解的状况，其实是受这些决定影响。在参与其事者的期望和事件的实际结果之间，天生就有一种歧异。有的时候歧异小到可以不理会，但是有时候歧异太大，就会成为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

反身性可以将现实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方面联系起来，在它们之间形成双向反馈环。例如在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判断总是有偏向的，在某些情形下（正反馈），偏向不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基本面一般被视为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这时反身性变得非常重要，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会遵循不同的模式。价格不仅反映所谓的基本面，它们本身也成为基本面之一而塑造价格的演化，这种递归关系使得价格的演化变得不确定，从而严重地偏离所谓的均衡价格。反身性理论对于理性预期的批判类似于卢卡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卢卡斯批判认为传统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影响的观点。反身性过程不存在某种预定的结局，结局决定于过程。

（二）反身性中的反馈环

反身性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馈环。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形成环状。这一过程可以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向启动，可以从看法的变化开始，或从事件的变化开始。反馈环可以是负面的或正面的。负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接近，正反馈使两者背道而驰。换言之，负反馈的过程是自我纠正的过程。它可以永远地进行下去，而且如果没有外部现实的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达到均衡，这时参与者的看法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正是金融市场应该发生的现象。因此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均衡概念，是负反馈的极端情况，即反身性的理念架构中有局限性的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是自我强化的过程。它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看法终将远离客观现实，最终现实无法跟上预期，而使参与者不得不承认其看法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实情况没有变化，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反复出现，因为正反馈的本性会强化现实世界中占主导的趋势，不论该趋势是什么。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且会导致远非均衡的状况。

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方向启动正反馈的过程。这种起初是自我强化，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但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发现。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负反馈是自我纠正。正反馈的过程不一定能走完，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负反馈终止。有时价格扭曲会引发繁荣－衰退的过程，但更经常的是它们会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是没有规律的，这时是接近均衡的状态。对接近均衡和远离均衡的状态进行区别时，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离均衡的状态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打破基于日常情况的统计概括。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形成决策的原则，不适用于远离均衡的情况。即是说，任何事件序列的反身性互动，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不明显。反身性互动只偶尔出现，而反身性结构是永久性的。

远离均衡的状态分为两类：一种是动态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偏见和流行趋势彼此会互相加强，直到差距太大，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为止；另一种是静态不均衡，不过这种情形在金融市场中很少发现，特征是十分僵化的独断思考模式，以及十分僵化的社会状态，这两种情形都不会改变，教条和现实状况差距很大。事实上，在实际状况改变时，不管改变的速度多么缓慢，如果教条不做调整来适应这些改变时，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就越来越大，静态不均衡的情形可以持续非常久。

三、对经济学科的思考

（一）反身性与主流经济学

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双向反馈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分微弱，所以可以安全地忽略它。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就前者来说，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在第一种情况下，古典经济理论是适用的，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分歧可以视为噪声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种情形下，均衡理论便毫无关联了。所以，并不能说均衡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只是间歇性地需要补充其它理论。

四、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反身性

（一）寻找失衡状态下趋势性的市场

在任何情况下反身性模型都不能取代基本分析，它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基本分析中所欠缺的成分。原则上这两种方法可以调和，基本分析试图确立潜在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中，而反身性理论则表明了股票价格如何影响潜在价值，一幅是静态的图景，另一幅则是动态的。因此，投资的过程更多是动态的历史过程。有些人将索罗斯的理论视作投机的催化剂，从而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估值方法结合，进行投资判断。而实际上反身性理论是通过寻找处在失衡状态下，趋势性的市场而获利。

（二）信贷周期下的繁荣萧条过程

另外，金融市场有一个缺陷：它天生不稳定，金融市场需要主管当局某些监督，主管当局显然有维护或重建稳定的责任，历史已经显示，不受管理的市场可能崩溃，中央银行就是在一系列的银行危机之后，发展出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假设货币定价是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被动反映。古典经济学专注于真实的世界而忽略与货币和信贷有关的问题，甚至凯恩斯也用真实因素表达他的一般理论，货币主义者们则把这个关系倒置过来，宣称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看作完全的货币现象。

货币定价并不是真实世界中事件的简单反映，定价是对交易过程施加影响的一种积极的行为。货币现象与起初真实事件以一种反身性的方式相关联，即彼此相互影响，反身性关系在信贷的运用操作中最显著地表现出来。

贷款是以贷方对借方履行债务能力的评价为基础的，对抵押贷款的评估被设想为是独立于贷款行为的，但事实上贷款可以影响到抵押物的价值，无论对于个别经济领域还是作为整体的经济这一看法都适用。信贷扩张刺激了经济并提高了抵押品的估计价值，收回贷款或紧缩信贷的负面影响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抵押品的估价。信贷与经济活动的联系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这一联系的主要困难在于信用无须涉及实物或货物及劳务的消费，它可以完全用于金融的目的。例如，用于建立新工厂的贷款与用于杠杆收购的贷款的经济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其结果是难以将信贷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定量化，然而忽视这一点无论如何总是错误的。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过多引起的，与信贷规模无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管制的对象就应该是货币供应而不是信贷的增长。只要中央银行能够管好自己的货币供应，市场也就能管好自己的活动。

反身性概念和信贷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缘分，这是不足为怪的：信贷取决于预期，预期涉及偏向，于是信贷成为偏向介入历史过程并发挥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贷似乎与一种独特的繁荣/萧条的反身性模式相关联。这种模式是非对称的，繁荣是长期的、逐渐加速的，而萧条是突发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种不对称源自于贷款与抵押之间的反身性联系。抵押是贷方认为有实际价值的对象。估价被假设为一种被动关系（原来价值是给定的），其中价值反映了潜在的资产，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牵涉到一个主动的行为，一笔贷款做成了，贷款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抵押品的价值：正是这种联系引起了反身性的过程。

贷款行为和抵押品估价之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启发设计出一种模式：一个时期的逐渐的、缓慢的加速增长的信贷扩张之后是一个短期的信贷紧缩－典型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萧条在时限上被压缩了，因为清偿贷款的努力引起抵押品估价的骤然下降。贷款行为通常会刺激经济活动，它使借方能够扩大消费，或投资于生产性资本。同样，还本付息会产生一种抑制的效应，因为本来可以用于消费或创造一笔未来收入的资金被撤回了。随着待偿债务总额的累积，还本付息的份额也增加了。由于只有新的净增贷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贷款的总量也必须保持上升以保证净贷款流入，维持市场稳定。

强劲增长的经济倾向于增加资产价值和增加未来收入流量，两者都是评估信用时所依靠的指标。在信贷扩张反身性过程的早期阶段，所涉及的信用金额相对不大，对抵押品估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过程在最初阶段显得很稳健的缘故。可是，随着负债总额的累积，信贷总额的权重日增并开始对抵押品价值产生了增值的效应。这个过程一再持续，直到总信贷的增加无法继续刺激经济的那一点为止。此时，抵押价值已经变得过度地依赖于新增贷款的刺激作用，而由于新贷款未能加速增长，抵押品价值就开始下降。

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抑制的作用，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到了那个阶段，抵押品已经用至极限了，轻微的下跌就可能引发清偿贷款的要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这就是对一个典型的繁荣萧条循环过程的剖析。

而繁荣和萧条又是不对称的。在繁荣的开端，信贷的额度和抵押品的价值都处于极小值，而在萧条时，它们都处于极大值，但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清偿贷款是要花时间的，履行越快，对抵押品价值的影响就越大。在萧条阶段，贷款和抵押品价值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压缩在一个很狭窄的时段内，故而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正是累积头寸的突然清算，导致了萧条的运动形态迥异于在先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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